唐朝时期的丝绸之理与汉朝时的不同，唐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显得更为畅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重要的一分子。
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佛教、景教各自迎来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一时间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来源地域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的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时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人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奇珍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帝王皇族带头，豪绅阔户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异域奇物为能。
美国学者谢弗指出:“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1988年奈良县政府在奈良市举行大规模的丝绸之路博览会。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曾从中国到欧洲以实地拍摄方式制作丝绸之路节目。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
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
当中国人开始将他们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科技运用于航海上时，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发展的绝佳机会。北宋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最为发达的北宋没有控制以往丝路的河西走廊，这成为日后丝路上青海道繁荣的机遇。
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
到了元朝，1280年忽必烈在宫殿接见马可•波罗。自唐末以来西北丝绸之路已经错失了它发展的大部分机遇——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当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辟着广阔的疆土时，丝绸之路——不仅是这条西北丝绸之路，包括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
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
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
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权利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元朝统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国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
诸如马可•波罗和长春真人的游记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从侧面反映西北丝路的衰落。此外，包括中国在内亚欧大陆进入了逐渐寒冷的阶段。当丝路的历史步入14世纪——中国称其为“明清小冰期”的开端后，西域地区脊背上已不再适合当时的人类居住。西北丝绸之路的东端几乎已经荒废。而西域各古国大多已不复存在，成为流沙之中见证丝路辉煌的遗迹。
任何事物都有胜极则衰的自然规律，丝绸之路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
